纪实文摘 改革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岁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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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9-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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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广富 胡永强
 

  惊世之举——推进中国的二次革命


  这就是说,要把由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保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增长,还必须有正确的政策选择,需要进行体制上的重构。

  邓小平领导的这场改革,至今已经走过了二十多个年头。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持续快速则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0.35万亿元增至2002年的10.2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到2002年增加到18914亿元;国家外汇储备到2002年增建到2864亿美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社会生产力跃上新台阶,国家的经济实力、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1998年至2002年五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3562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相当于1950年到1997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的总和;1998年至2002年五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12343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是1950年到1997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总和的1.7倍;公路通车里程2002年增加到176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增加到2.52万公里,跃升到世界第二位;铁路运营里程2002年增加到71500公里;长途光缆线路长度2002年增加到47万公里;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2002年增加到4.21亿户,居世界首位;发电装机容量2002年增加到3.53亿千瓦。城市规划和公用设施建设明显增强,许多城市面貌有很大改观。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大大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国家创新体系积极推进;信息技术、生命科学、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成就突出;水稻基因组精细图完成、10兆瓦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实验工程建成、超大规模并行处理计算机研制成功、“神舟”系列飞船试验成功等,标志着我国在相关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建成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实施一批重大科学工程,建设一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明显加快;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加强。

  ——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全国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强青壮年文盲的人口地区覆盖率到2002年提高到91%;高等学校从1999年起连续扩大招生规模,高考录取率2002年达到59%,2002年高等学校在校生1600万人;1998年至2002年新建和改建学生公寓4800万平方米,超过1950年到1997年建设总规模;基本建成结构比较完整、专业门类齐全的职业和成人教育体系;特殊教育、早期教育得到重视;民办教育迅速发展;素质教育不断加强,促进了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度增加。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315元增加到2002年的7703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2年的2476元;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亿5000万下降到2002年的2820万人;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2002年达8.7万亿元。

  ——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零售总额2002年为4.1万亿元;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002年达22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26.5平方米;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进一步普及;电脑、轿车越来越多地进入居民家庭;公共服务设施、人居绿地面积不断扩大;法定节日假期增加,外出旅游人数大幅度增长;体育健身和文化娱乐消费明显增多;医疗保健条件不断改善,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均期望寿命2002年达71.8岁,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2.改革在农村率先兴起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80%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我们是在1978年底制定这个方针的,几年工夫就见效了。”

  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并非巧合,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即改革又是从农村率先突破的,而安徽省和四川省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1977年6月,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安徽全省28万个生产队中,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居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生产队约占25%。这意味着,在安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省,竟有3500万以上的人在新中国成立近30年之后,还吃不饱肚子。而那些勉强吃饱的农民仍生活在非常窘迫的条件下。万里在20年后发表的回忆文章中谈到当时的感受:“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但这次到农村一接触,原来农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真是家徒四壁呀!”

  面对严酷的现实,万里决心将农村和农业工作作为重点来抓。在他的支持下,安徽省农委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并于1977年11月15日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为省委文件通过。文件主要内容有六条:

(1)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

(2)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积极发展农业生产;

(3)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

(4)搞好分配兑现;

(5)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利益;

(6)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在完成国家的收购任务后,可以到集市上出售。

  文件针对当时农村普遍提倡基本核算单位向生产大队过渡、反对分田单干,生产力被严重约束的实际,大胆地提出: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出现的第一份有关农村政策的突破性文件。省委“六条”一经发出,立即受到全省农民的热烈拥护,使安徽率先开始了农村政策的拨乱反正。

  在安徽省委制定“六条”后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十二条”,主要内容是:

(1)加强劳动管理;

(2)严格财务管理制度;

(3)搞好生产计划管理;

(4)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坚决保证社员分配兑现;

(5)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

(6)以粮为纲,开展多种经营;

(7)奖励发展耕牛;

(8)大力发展养猪事业;

(9)大搞农业基本建设;

(10)积极兴办社队企业;

(11)积极而又慎重地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对向大队过渡的问题;

(12)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这个规定强调要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认为“定额到组,评功到人”的办法简便易行(实际就是包产到组),应当认真搞好。包产到组的措施同样受到了该省农民的热烈欢迎。四川省成为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又一个发源地。

  1978年夏,安徽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除长江、淮河流域外,全省绝大多数河川断流,造成400多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用水极度困难,一些地方的群众靠解放军用汽车送水吃。灾区农田达6000多万亩,土地龟裂,秋种成了严重问题。

  9月1日,安徽省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渡过这次百年不遇特大灾害。经过讨论,省委作出了“借地度荒”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这一大胆的决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各地区出现了全家男女老幼齐下地的生动景象。他们采取点种、干埋麦种等办法,终于完成了秋种任务。这年11月,天公作美,下了一场透雨,借地农民普遍获得了好收成。据估计,仅这一项措施,全省就增加秋种面积1000多万亩。

  “借地度荒”,当时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变通办法,但正是这一“借”字,直接诱发了农民“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大胆尝试。

  几乎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安徽凤阳小岗村的20户农民在土地承包契约上捺下了鲜红的手印,秘密搞起了包产到户。

 

 

(摘自辽宁人民出版社《改革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岁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