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保康县安监局矿山安全监管股股长——周全意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我叫周全意，今年５７了，是湖北省保康县安监局的一名普通干部。自打３８岁起，我就在县劳动局，和矿山安全打起了交道。10年后，县里成立了安监局，矿山安全监管职能便划了过去。职能划走了，我是去，还是留？当时，领导挽留，同事劝说，家人阻止，大家都说：“老周啊，你都快五十了，还折腾个啥？劳动局都把你作为副科级后备干部培养了，调到安监局，你还得从头干。”想来想去，我觉得，自己离不开那熟悉的矿山啊。就这样，我到了新的单位——县安监局。

    我们保康县矿产丰富，一块块矿石，就是一张张钞票，私挖乱采特别严重。整个矿区，非常凌乱，三天两头出事故。县领导火了，要求在最短时间里，扭转被动局面。县安监局也立下军令状，承诺一年治乱局，两年打基础，三年上台阶。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那时候，安监局刚成立，就3个人，矿山监管股也就我一个“光杆司令”。我们县3000多平方公里的地界上，有40多家矿山、300多口矿井，最远的一处矿点，一脚踏三县，离县城近200多公里。当时的安监局，一没车，二没装备，三没经费。

    可是，军令状已经立了，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得上。我横下一条心，不仅要干，还得干好。我打起背包，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坐上一辆矿车，去了当时开采秩序最乱的马桥矿区。白天，我和矿工们一块爬矿山、下矿井、钻矿洞；晚上，我分头找矿长、安全科长商量，交底谈心，研究办法。这一住，就是3个多月，直到春节前一天，我才回到家。别人家里都热热闹闹，我家却冷冷清清，妻子和女儿还以为我能捎点好东西回来，我却两手空空。

    那年秋天，我去关闭一个非法小煤窑。正安排人在井口装炸药时，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大喊：“我看谁敢炸我的矿？谁炸，我就打死谁！”没等我扭过头，那人提着一把上了膛的土铳，冲了过来，顶住我的胸口。我冲着他说：“就是我叫炸的！你想咋办？有本事打死我！来人，给我炸！”说实话，事后我也害怕，我又不是刀枪不入的神仙，可在那个节骨眼上，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坚持原则，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县里原来有１１个非法小煤窑，就这样一个个地被关掉了。通过一年多的整治，所有矿山再次进行安全评估时，合格率由两年前的3.8%上升到90%以上，我们县第一次完成了市里下达的控制指标，第一次受到市里的表彰。当时，我别提有多高兴了。

    有一年夏天，我无意中得知，一家企业正在建矿，掘进时，顶板裂隙不断有泥浆渗出。那几天正好赶上连阴雨，以我的经验，要是不立即停下来，肯定得出事。容不得多想，我连走带跑10多公里，冒雨赶到那家矿山。井下情况那个乱呐，和我预想的分毫不差，肯定得冒顶。这时，矿工正干得热火朝天，我粗略数了数，得有13个人呢。“别干了，快撤！”我来不及找矿长，替他做了主。有的矿工一心想多赚钱，说什么，也不走，还对我破口大骂。我急得拎起一把铁锹，挨个往外撵。为了防止他们再进去，我一屁股坐在了井口的石头上。看到有人还不甘心，我大吼：“只要我在这儿，谁都别想进去，有本事从我身上踩过去！”第二天，井下果然发生了大面积冒顶，巷道被堵了个严严实实。矿老板原本憋着劲儿想找我“算账”，事故一出，他就傻了眼。后来，他逢人就夸我，看问题看得准，不愧是个“老安全”。

    搞矿山监管，免不了要和矿老板、中介机构打交道。不少矿老板找到我，叫我入股或者入干股，并说每年的收益绝对不低于5万元。说实话，家有儿女，谁都喜欢钱，谁都需要钱，但违法来的钱，说什么也不能要。我的收入不多，每月就一千多，但这钱，我花得心安理得。

    这十多年来啊，我每个月下乡检查都得20多天。特别是在夏天，井外热得要命，井下冷得打哆嗦，得个伤风感冒，是家常便饭。每天，井上井下的，我要跑好几趟，算起来至少也得几十公里，早饭就是吃包方便面，午饭和晚饭就没有准了。到了晚上，我这身上，就跟散了架一样。

    别看我站在这儿挺好的，说实话，这十几年干下来，什么腰椎间盘脱出、肩周炎、胃溃疡，都找上我了。有时，我真的觉得抗不住了，身上那个难受劲儿，没人能体会。有人劝我说：“工作是公家的，可身体是自己的，不能这么拼命呐。”道理我都懂，可谁让我是安监干部呢？我肩上的担子重啊！

    2004年下半年，我的双手和脑袋开始不由自主地摆动。可那会儿太忙，我没有当回事。直到2005年7月去检查时，我才知道，自己得了帕金森综合症，医生当即就让住院。这怎么行？一大堆的事等着我呢，我找借口，跑出了医院。领导和同事知道后，连拖带拉，才把我又按到了病床上。就在住院后的第3天，我收到一条短信，举报一家矿山正在非法开采。我再也待不住了，拔掉针头，跑出病房，直奔那家矿山，当即制止了非法开采。

    妻子为支持我工作，为照顾家庭，辞去了银行科长的职务。她天天为我担惊受怕，还给我下了一条死命令：“我告诉你，只要去矿山检查，早晚必须给我各打一次电话，报个平安。”这么多年来，妻子从没有提出过什么要求，唯一的一次，就是她被诊断出患了子宫肌瘤后，想让我请几天假，陪她去武汉做手术。可当时，县里矿山正在搞整治大会战，我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几天后，我回到家时，妻子却不在家，电话也打不通。问了女儿才晓得，妻子一气之下，一个人跑到武汉，做了手术。说真的，每次想到这儿，我的心里啊（停顿片刻），老婆，我欠你的实在太多、太多了。等着吧，等到我退休后，我会加倍补偿你。

    但需要我补偿的太多了，有些尚且有时间补偿，有些，这一辈子都没机会了。2003年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一家矿山组织培训，突然接到老父亲病危的电话。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只有我离他老人家最近，我得赶回去啊。可是，我这一走，好不容易集中起来的矿工，就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培训机会。想到这儿，我简单向家人交代了一下，抛开心中的焦虑，坚持把那天的课程全部讲完。等我连夜赶回老家时，老父亲已经走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在父亲的遗体前，我泪流满面，长跪不起……

    这么多年，我自认为不是个合格的父亲，不是个合格的丈夫，也算不上是个合格的儿子。但是，面对保康矿山，面对广大矿工，面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问心无愧。我想说，我是一个合格的安监人！

    还有３年，我就要退休了，但我要站好这最后一班岗。因为我的生命已经深深扎根在保康，扎根在矿区，矿工需要就是我存在的价值，矿山安全就是我最大的追求！选择矿山安全监管事业，我无怨无悔！

    谢谢大家！